1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
抗战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均占领导地位的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与民主党派的民主政治主张背道而驰。国民党的高压政策粉碎了民主党派走中间道路的幻梦，失尽民心，也失去了民主党派对它的信心。1945年底“一二·一惨案”，1945年底沧白堂事件， 1946年2月10日“较场口事件”，1946年6月23日“下关惨案”。1946年7月11日和15日暗杀李公朴和闻一多，1947年杀害杜斌丞，1947年宣布民盟为非法。民主人士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彻底失望。民革先驱朱学范说：“中国的中间路线，自从政协被破坏，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后，已经死去了。这次民盟被解散，蒋介石已经发了疯狂。中间路线已经死定。”
国民党对沦陷区的接收工作，存在大量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贪污受贿的现象，当时《大公报》评论：“仅在短短20余天之内，我们已在京沪两地失去人心。”1947年7月，国民党发布“戡乱动员令”，造成了国统区经济危机空前严重，广大人民的生活日益恶化，工人失业，农民流离失所，市民衣食无着，恶性通货膨胀，法币形同废纸。民主党派内部发生分化，青年党和民社党投向国民党，民盟、民建、民进、九三学社等不断靠近共产党而远离国民党。张澜说：“如果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对民盟的引导，我们民盟还不知道走到哪儿去呢?”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促使更多民主党派人士站到坚决反对美蒋反动派、同共产党携手奋斗的立场上来。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非法“国大”，制定和颁布伪《中华民国宪法》，1948年南京召开了所谓的国大会议，大会任务为施行宪法，选举正、副总统，实行总统制。民主党派领导人建议中共成立联合政府对抗国民党，陈嘉庚提议：解放区应紧急成立联合政府政权机构;沈钧儒提议：解放区应成立产生联合政府的筹备机构，这代表了当时许多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的普遍意见。这些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次日，毛泽东致函李济深和沈钧儒，1948年3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民革朱学范，就建立联合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征询意见。在“五一口号”发布之时，大多数人士还在上海、香港等地，1948年8月，在中共中央的关怀帮助下，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不避艰险，为筹备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纷纷踏上到解放区的征途。1949年3月，整个接送工作基本完成，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中共中央在充分吸纳各民主党派的无党派人士意见的基础上，于1948年11月25日，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共同协议。协议认为新政协筹备会应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组成，计有23个单位参加。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五一口号”的历史意义在于：近代以来，中国的民主政治一直在艰难曲折中摸索前行。民国初年效仿西方实行议会制和多党制，没能找到中国民主政治的正确方向。国民党反动势力实行的一个党派专制制度，违背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潮流。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开启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征程。第一，中国民主政治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核心，1949年1月22日，《我们对时局的意见》中明确地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都秉持“天下为公”“立党为公”的政党。第二，中国民主政治确立了多党合作的新形式，毛泽东同志强调：“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第三个意义在于创造出一种政治协商的方式，“五一口号”明确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绘制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的中国政治发展蓝图，开辟了中国政治协商和协商民主的新境界。
今天在五一口号的基础创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构成了我国政党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和特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保证。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成为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2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是党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关键时期。
中华民族面对二十世纪初期社会危机，从古老的封建社会“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西方列强以特殊的方式一步步将中华民族拉入苦难的深渊，一次次的屈辱和失败，迫使我们民族在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的艰难探索中前进，中国人逐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近代中国有三大政治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道路，这三者有明确的前后因果关系。南昌起义打响了共产党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成为建立新型人民军队开端。八七会议制定了革命总方针，确定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基本原则，强调通过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去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八七会议以后，开始了农村革命根据的大发展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剿”，使工农武装受到重大损失;由于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脱离中国实际形成的指导思想，形成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离开根据地，进行长征。
中共在陕北的十三年奠定了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基础，实现了党的发展的转折和党领导的革命的转折，有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党的延安时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首先是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延安时期党的先进性集中体现在“最忠实的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这体现了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执政实践。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代表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具有广泛民主性的“三三制”政权。毛主席说：“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在经济上，延安时期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多种所有制，两头兼顾，边区政府组织变工互助，安置移民难民，动员妇女参加劳动，改造“二流子”，开展劳模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实现了丰衣足食。在文化教育上确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你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造，为工农兵所利用。”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10月，毛主席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指导原则。“用活的、香的、创造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实际问题。”坚持和发展最广大的统一战线，坚持党对农民的领导，巩固工农联盟，是夺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根本保证，在统一战线中，如何处理好与资产阶级同盟者的关系非常重要，争取中间力量，善于并成功地争取了大多数。在干部培养方面“要使我们的干部不但能治党，而且能治国”。培养干部“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办学校”，造就了一大批过硬的干部人才，党把自己培养的干部当作“全党的荣誉，民族的珍宝”而倍加爱护。在干部治理方面，严字当头，厉行廉洁，从严治党。在大政方针的设计和小的生活需要方面，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群众路线能否落实，领导干部是关键，习仲勋等忠实践行群众路线，工作成绩得到党组织的肯定。毛主席赞扬习仲勋说：“它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一个人，一个政党要有内在的精气神，毛主席说：“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位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延安时期形成了伟大的时代精神：白求恩精神、南泥湾精神、愚公移山精神、整风精神、劳动英雄精神等等，非常具体细致而有代表性，这些都是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对这些原生形态的精神再经过抽象以后，形成了延安精神的核心内涵：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延安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精神境界、行为方式、工作作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延安精神教育滋养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