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目光下》是康拉德创作的政治小说里最深刻、最复杂的一本，其实放眼英国文学史，也没有一本政治小说能在深度和复杂性上跟这本书抗衡。套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的境界说，政治小说在写法上也有三重境界。
普通的政治小说着力渲染政治斗争的残酷、政治手段和政治计谋的精妙复杂。比方说，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手下有一位著名的首相，名叫迪斯累利。这个人政绩显赫，业余时间却喜爱舞文弄墨，写的小说就以宫闱秘斗为主要特色。这样的政治小说虽然好看，但是主题浅显，难以传世。
境界更高一些的政治小说，会探究政治中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文化，引入乌托邦或无政府主义等意识形态因素，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就是其中的代表。但是小说这么写，有时主题过于显露，读起来像寓言，文学性受到削弱。
而康拉德的政治小说有点类似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直接把主人公放到决定人类命运的各种对立的终极价值观中，比如团结与孤立，腐败与救赎，忠诚与背叛。
康拉德曾说，政治上的分歧本质上来源于对人类命运的不同理解。由于出生在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情感和浓厚政治色彩的波兰贵族家庭，前半生又过着生死无常的航海生活，康拉德本能地对人类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各种政治信仰抱有深刻的怀疑。在他创作的政治小说中，康拉德着意刻画的是政治困境中人的尊严、责任和荣誉，探究这些复杂因素背后的理性和人性。比如，拉祖莫夫这个字的词根在俄语中是“理性”的意思，康拉德将拉祖莫夫描绘成理性的化身，是个用理性指引行动的人。拉祖莫夫在情节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的所作所为都符合理性，但却处处受到制约，最终走向无可挽回的悲剧结局，是个真正的悲剧人物。黑格尔说过，悲剧的本质是单独来看每个行为都是正确的，但最后的结局却是谬误，悲剧是正确与正确之间的冲突。在小说最后，拉祖莫夫用一句忏悔为自己悲剧英雄的身份盖棺定论，“我是独立的，因此地狱是我的归宿。”
由于小说中有主人公犯罪、赎罪的情节，有评论家把《在西方目光下》比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姊妹篇。他们声称小说中拉祖莫夫的遭遇，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罪与罚”模式，主人公先是在道德良心上犯下罪恶，然后又踏上内疚忏悔的心路历程。这种解读其实是对拉祖莫夫的极大误解，流于浅显和表面化。读书笔记m拉祖莫夫选择背叛霍尔丁，绝不是一桩简单的道德错误，而是无情命运对人性的碾压，是人在身处政治上两难境地时的复杂反应。由于是个私生子，拉祖莫夫没有家庭，孤独地活在这个世上，“就像一个在深海中游泳的人”，而生活在一个“表达观点有时意味着犯罪”的专制社会，拉祖莫夫既不认同暴力革命，又对沙皇专制统治没有好感，他本想远离政治，但最后却成为政治漩涡中的牺牲品，任凭怎么挣扎，命运还是被各种抽象的政治信条扭曲得变了形。康拉德在小说中展现出他对现代政治的理解深度，刻画了政治中理性和人性的冲突，同时将人物的心理描写推向极致。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构成了《在西方目光下》作为一部政治小说的伟大之处。
在写作技巧上，康拉德小说的一大特点是极其缺乏细节刻画，尤其在那些极为需要细节说明的地方。这个特点如果放在18、19世纪的作家身上，那简直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但是到了康拉德这里，反而成了引领当时欧洲文坛的一大特色。因为在20世纪初，随着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发表和精神分析学说的传播，小说经历了一场本质性的变化：小说的语言描写由外在转向内在，情节从故事导向转为心理导向，叙事由常见的年代顺序变为非逻辑的意识流。康拉德的文学创作正处于文学史上这一过渡时期，是这个关键时期的关键人物。和奥斯丁、狄更斯等前辈作家相比，康拉德这一代作家的共同特点是，在小说中减少事无巨细的写实，在讲故事时好像随意跑题，或者表现出事不关己的迟钝，对整个故事情节的推进缺乏全知全能的掌控。其实这一切的背后，反映的是西方文学正逐步将人从与外部世界的种种联系中剥离出来，凸显内心世界的重要性，降低外界存在的意义。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要揭开挡在小说语言和现实之间的那层面纱，直击人性深处那转瞬即逝、难以描述的情感。
